如果你明天就要投入一次远途跋涉,行箧中将带一本什么书?
抗战时期,许多学者轻装逃难前都思考过这个问题。有人带了《庄子》,有人带了《剑南诗稿》,有一位教授在简薄的行囊中硬是塞进了一部《红楼梦》……
这种匆忙间的选择,不仅温暖了这些学者生命史上荒寒的岁月,而且往往决定了他们后半辈子的学问走向,因为这种选择凝聚着他们的见识和裁断。
我们见过许多这样的读书人:他们勤奋地借书、买书、藏书、啃书,但是如果你问他们,这么多年读下来最喜欢哪几本书,最敬畏哪几本书,对自己的人格学问影响最大的是哪几位作家,他们往往答不出来。倘使把读书比作交友,这样的读书人,近似交际场中那类四处点头握手、广散名片的人物,他们没有知己、没有深交。读书的无效和无聊,莫过于此。
读书,要建立自己的偶像。说白了,就是我崇拜谁,我最喜欢读谁的书。在我看来,没有崇拜就没有进步的阶梯,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也没有追赶的目标。
我大学时特别崇拜的作家是雨果,后来又长期被海明威的硬汉气魄所倾倒。我觉得,只有崇拜一个人,你才能产生读他、了解他、超越他的自信与激情。
寻找偶像,也就是寻找自己。要相信,茫茫书海中,只有那么一小块,才与你的生命素质有亲切的对应关系。要凭着自己的人生信号去寻找,然后才可能由此及彼,扩大成果。完全脱离个人文化心理结构而任意冲撞,读书就会因失去了自身生命的儒养而变得毫无乐趣可言。着名学者梁实秋曾说过一句名言:桌上永远只放一本书。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确是他的读书秘诀。读书要忌杂,要读好书、读一流的书,从高位进入。应该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书,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这样,阅读才能导致我们向大师们逼近,我们的生命内涵也才能因此而获得提升。同时,哪怕是一流的好书,也切忌杂乱无章地读。读好书需要形成系统,需要时间间隔,需要慢慢咀嚼、消化和回味。无数事实说明,读书不在多,而在于一个“精”字,在于有没有合理的系统和计划,在于你的系统和计划之间有没有良好的逻辑关系。举例说,假如你读诗,在一段时间可以专门读一读唐诗,而在其中的某段时间里则可以专门读李白。在你精读了李白的代表作以后,写点读后感,再看一看有关李白作品的评论文章,强迫自己在高层次上与世界最杰出的人物对话。另外,学习上的寻找没有终极性的对象。时代的前进,使得今天我们必须推进阅读的速度与广度,加快更换精读对象的频率。我们的行箧中,如果长久只有那一两本书,那么,我们的人生旅程,很快就会枯窘。在这一点上,我们比前辈学者们既幸运得多,也艰难得多了。我们的前辈不容易找到书,所谓“书香门第”往往也就是几箱子书而已,其中大多是线装书,整个文字量远没有现在的几箱子多。我的祖辈也算读书人,到了父辈,几乎全部沉积在我伯伯余志云先生身上了。他中英文皆通,书法绘画亦精,没想到不到30岁就因肺结核去世。他这么一个博学才子留下了两箱书,我都仔细看了,甚至可以说,那是我童年时代天天都要翻弄一下的宝库。《史记》《石头记》《芥子园画谱》《林语堂英汉大辞典》《世界文学名着选》和颜真卿、柳公权的诸多字帖。数量其实不多,却都提挈了每一项知识的经脉。我爸爸和叔叔在12·8日本人的轰炸中带着这两箱子书从上海的这个区域逃到那个区域,比衣被粮食还要看重,最后又千辛万苦地坐车、搭船、肩扛它们逃到故乡。日本人占领了故乡,家人无处逃难了,只能陪着这两箱子书苦等着,等着抗战胜利,然后,等着我出生。
今天,我们面前的书太多了。因而,一个好的读书人同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淘书者”。这里的淘书指“淘汰”———也就是要不断扔掉自己的书。
我每次搬家,都要扔掉大量书。最多的一次扔了一万多本,上海的报纸把这件事都当作新闻报道了。我都扔掉了哪些书呢,归纳起来,大约有这么几类:1.过时的旧书。主要指观念、知识结构过时的书;2.十年没有碰过,估计将来的十年也不会去碰的书;3.以前买的,已汲取过营养,或者属于“营养不良”的书;4.包装陈旧、不成套、系统零乱或翻译版本不好的书。总之,除了工具书和资料书,书房为我们留下的应该是一流的精品,让平庸和琐碎离我们的书桌越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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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推荐书单,就说说反复阅读这事儿。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捷径,是尽可能地多读书。书读多了,自然能脱胎换骨。其实,书读得再多,如果不会读、读不活,也只是空中楼阁,看起来很美,根本无法从中汲取精华。人生最大的捷径,不是读书多,而是读活书、活读书,如此才能真正滋养灵魂,赋予生命以意义。今日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我们来看一看民国学人的读书法,以此帮助我们更好地读书。

民国学人的读书法

比阅读更好的事,那就是重读。—(阿根廷)博尔赫斯

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文化明显转型的时期。其间,中国文化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传统知识体系瓦解,新文化、新教育逐步壮大。随之而来,大众的学习热情也明显增长。而学习,首要途径就是读书。在民国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如何更好地读书?如何使人们在汲取前人阅读经验的同时,适应新时代的学习需要?都吸引着民国学人们进一步去思考和总结。而这些思考、总结,很多至今仍值得我们参考。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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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

精读与博览并举

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

读书究竟应“少而精”还是“多而博”?这是“阅读史”上的一个老话题了。民国学人同样也在就此进行思考。特别是王朝崩溃、科举废除,僵硬的儒典诵习已丧失市场的情况下,人们是否还需要精读?而西学东渐、新知传播,出版业迅速发展的时代,泛读又有没有规范?这些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

年少时阅读,一目十行,为找不到新词新意而自命不凡
,到了一定的岁数,而又为书中的某些原义而魂牵梦萦,以前读书用眼,到了一定年龄读书用心。年龄不一样,价值取向不一样,收获自然也不一样,各取所需,均有所得。

对此,学者看法不一:有人强调“精”,提倡“读破一卷书”;有人强调“博”,主张读书“不必专一”。其实,当时更多的学者还是主张应“精”“博”兼具。梁启超就说:“读书最好分为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涉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这是从“技术”的角度说的。

好书不厌百回读,只要有书常伴左右,哪怕只是随手翻翻,也会受益终生。

胡适则强调精读与泛读的知识指向不同。他说,理想的读书人要“既能博大,又能精深”“一个学者不可无普通知识,同时也不可无专门学问……就专门学问说,应先注重‘质’的方面的‘精深’;就普通知识说,应努力‘量’的方面的广博”。

好书之所以好,是因为我们每一次重读都能够重新发现它的伟大。就像我们看美丽的风景,在不同的季节,从不同的角度,总能看到它不同的美丽。重读,就是与最好的老师和朋友重逢。

其实精与博,归纳而言,无非是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功用知识的不同学习方法。对于基础知识、专业技术、思想道德经典,当反复研读,熟记精通,以树立原则;对背景知识、社会经验、生活常识则应快览博闻,以夯实基础。二者不可偏废。读书不博,则眼界易局促狭隘,读书不精,则学问易散漫浮躁。所以,理想的读书人,还要像胡适所比喻的,像金字塔,基础博大坚实,同时又有个高耸精密的尖端。如此博而能精,静而复博,方可学问通达。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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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好书不厌百回读,那么,究竟该如何反复的读呢?

读书必须思考

今天为大家找了10条反复阅读经典好书的方法,床友们赶紧Get起来!

书中文字的知识,并非仅仅读过记住,就算学到了,还必须经过读者个人的思考理解。读书若不思考,不但走马观花,难留印象,而且更严重的,不思考则难辨是非真伪,易为书本所左右,生出迷信和盲从。所以读书时一定要思考,要带着问题意识,甚至带着怀疑、批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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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就说:“用怀疑的精神去发生问题。天下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若万事以‘不成问题’四字了之,那么,无所用其思索,无所用其研究,无所用其辩论,一切学问都拉倒了。”

当然,提倡思考绝非叫你怀疑一切。“尽信书”不对,“尽不信书”同样偏颇。史学家陈柱就主张,读书应“疑所当疑,信所当信”。他认为“怀疑者有时自信太过,反未及思辨,而自陷于武断”,使读者失去对书籍的信任和兴趣,陷入“读书无用”的谬见。当然,不论采用什么程度的表达,他们主动思考、大胆思考的思想主旨则是贯通的。

震惊地读

那么如何去思考?学者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学者朱介民强调知识背景:“首先对于学说之派别粗知其大概,而且能辨别其长短;又对社会之事情能分析其性质和内容。”

太震撼了,为什么我之前从没有想到呢?好书精髓的思想会向子弹一样击穿我们,这时候,阅读是囫囵吞枣的,思维是暂歇的,就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时的目不暇接。

胡绳则主张重点思考书籍的逻辑结构:“一、不要只记得原书中的结论,而要了解这结论是怎样得到的;二、不要只知道那里面是怎样怎样说的,而要知道那里面为什么这样说;三、不要为书中所讲的许许多多东西所困惑住了,而要想明白这许许多多东西是如何贯穿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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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的建议更直白:“读完一节,便要思量着一节里的内容怎样?形式怎样?读完一册,再要思量着全书的结构怎样?精义何在?再当思量到我读此书得着些什么?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

另外,很多学者还强调,读书需要思考,但不能止步于此,而是要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拘泥学理,不顾事实,不能用书,反被书用,……对于事业、对于社会,试问有什么益处呢?”而且读书思考还要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应该知,并且应该做”。用读书的所得,来指导实践,同时也在现实中验证其真伪,如此才不失读书的真意。

崇拜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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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稍加平复后,再次怀着神圣之心开始拜读,这时候思维开始流转。

兴趣与读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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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人定下心来读书,并主动思考,兴趣是个关键。封建时代,四书五经八股文章,乏味无趣,自然引起民国学人的反感。所以很多人都提出读书、选书应注重个人的兴趣或个性,以其为阅读的出发点。

学者徐应昶就说:读书要“适合自己兴趣,因着个人天性,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要对自己素质、兴趣点有所认识、有所衡量,再选择读书方向”。

细究地读

作家林语堂的表达更极端:“什么才叫做真正读书呢?……一句话说,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还说:“个人如能就兴味程度相近的书选读,未有不可无师自通;或者偶有疑难,未能遽然了解,涉猎既久,自可融会贯通。”

看第三遍地时候,也意味着模仿的开始,于是读的时候格外的仔细,逐字逐句,图表、附录无不细细揣摩,甚至对延伸阅读的部分——谷歌、百度。

不过,这种说法未免太乐观。读书纯粹由着兴趣并不可靠。现实中人们往往发现,自己爱读、想读的书和有益、应读的书并不一致。这时孰轻孰重,如何取舍?艾思奇就指出:“趣味是要紧的”,但“书的选择和计划是根本,而兴趣只是一种帮助”。他说读书人不能做“趣味崇拜主义者”,“如果让兴趣支配一切,有兴趣的就读,结果乱读一大堆,读破万卷,得不到一点头绪……为要保持读书本来的意义和目的,不能不对我们的兴趣加以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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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节制”兴趣外,学者们也提出读书兴趣可以后天培养。学者杨衡玉就说:“兴趣固然由于天赋,而环境和教育的力量也非常之大,可以转移。”

那如何养成兴趣?梁启超认为:“第一要不息,第二要深入,第三要找友。”而经济学家张素民认为培养读书兴趣,一要了解书籍内容,二要养成读书习惯,三要“择你性之所喜的一类书读”。

重点地读

艾思奇则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出发,认为:“读书的时候,如果书的内容能被自己很清楚地了解了,或是那书的内容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系时,就会引起兴趣”,“因为自己的生活最容易理解的缘故,所以……书籍的选择,也最好尽量选择能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的作品”。综合各家之言,其实还是要做到科学理性地选书,持之以恒地阅读,待到读者的能力素质真正得到提升,读好书的助益充分显现,良好的阅读兴趣也就能养成了。

大部分细节早已烂熟于心,只是对于自己那些容易重复犯的错误,免不了再翻到相关章节去搜寻答案。对于这时的我来说,书变成了经,成为字典了。

上述几点,仅是举其大端。其实民国学人对读书法的论述还有很多,如读书要有信心、有恒心、有规律,要从个人实际程度出发,循序渐进,要注意阅读卫生等等,都很有教益。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时学者们的读书法,主要还是理论阐述,有时不免空论之嫌,还有些说法、观点相互差异甚至冲突。这些仍需读者思考鉴别,并通过实践运用找到适合自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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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引用民国时一本《书报阅读法》所列的几条实用选书指标作为结尾,供读者参考:选书不要为宣传所迷惑;不要为广告所引诱;不要选与自己程度不相等的;注意出版日期、版数;注意出版处、发行者;先阅序言或后记;最好有相当的人介绍,或有名人评论或推荐;是否必需。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原文有修改,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思索地读

问题再次浮现。问题也一定会浮现。期盼一本书,几个月的模仿修成正果,愿望是美好的,天不遂愿也是必然的。这时候,内心开始纠葛——书错了吗?我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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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地读

读书没有质疑,书是白读了。因为你没有形成自我的见解。而任何两个人的见解必然无法完全吻合,所以书读到最后,有质疑是必然的,质疑是自我思维的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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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地读

有质疑,也就很容易形成批判。国外写书评的,无批不成。因为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圣经不敢,妄论其他。而一些国人只知学习,不知批判。所谓“读一本书,哪怕一句管用就够了”的态度是我不能理解的。这好比吞下整个臭鸡蛋后打出的饱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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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然地读

只知批判,不知重构,只一味的寻找问题,却不懂得如何解决问题并不足取。如何帮作者去找解决之道,如何从当时历史的角度去理解作者的某些不完善,如此你才能够进步,才能够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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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地读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而守其黑。这时的阅读犹如刨丁解牛,刃过而肢解。对,对在何?错,错在哪里?了然于胸。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你把一本书读透了。读书是不可求多的,多则不思。孔圣人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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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尊崇地读

你走过他,但你依旧尊崇他。为他的精彩而喝彩,为他当年记下的笔墨,你今日所得之收获而感恩。

就如同我再拿起这本《穆斯林的葬礼》,我用我的阅读向作者致敬。

酒过三巡,书过十遍。好书犹如好朋友,是应该一辈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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