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张学良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张作霖曾被看作是东北王,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最终还是挂在日本人的手里。与其说张作霖利用日本人成就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如说张作霖只是日本人手里的一颗棋子,在日本人大东亚计划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张作霖在蘑菇屯死后,我们来看看张学良是如何表现的。(更多阅读请关注kk历史网的微信公众号:kklishi/暴走大历史)

图片 1军阀张作霖图片 2张作霖乘坐的一节车厢被炸后的惨状
军阀之死
张学良曾评论自己的父亲:有雄才,无大略。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时人皆称:“大帅在,必不至此!”
1928年6月2日,从东北崛起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各路诸侯的进逼下,不得不宣布撤离统治数年的北京,将于不日内乘专列回东北奉天。
为了确保安全,张作霖原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公路坎坷不平,他难受颠簸之苦,因而他决定改乘火车回奉天。
对于日本人要刺杀他的消息,他也有所风闻,但一直将信将疑。为防万一,他派兵在北京至沈阳铁路段严密设防。
张作霖向来以老谋深算着称,在做了以上的防卫布置之外,他又故布疑阵–
他先宣布6月1日出京,京奉铁路备有专车升火待发,突然他又改期于2日起程。
但到了2日,起程的却不是张作霖。张作霖的五姨太及仆役人等,登上与张作霖的专车非常相似的7节车厢组成的黄色火车,由前门东站起程,先于张作霖提前出关。
直到第三天,张作霖才真正起程。
6月3日凌晨1时10分,张作霖及其全体随行人员,抵达前门东站。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腰佩短剑,精神抖擞,踏上月台。月台上人山人海,前来送行的有北京元老、社会名流、商界代表,以及各国使馆等中外要人。张学良、总参议杨宇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北京警备司令鲍毓麟等也到车站欢送。
尽管在返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觉察到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在构筑什么工事,情况十分异常。齐恩铭将此密电张作霖,请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但他的提醒并没有引起张作霖的足够重视。
张作霖在自以为万无一失的情况下,登上火车离开了北京。
尽管张作霖的行踪十分保密,行期也一改再改,但仍未逃出日本人的眼睛。专车一出发,日本人便收到了张作霖离京的情报。
在此之前,日本人已在皇姑屯的某段铁轨下秘密埋下了30大包的烈性炸药,把导火线接到附近一座小山的引爆装置上,并派兵在附近铁路上放哨。一旦张作霖的专车经过此路段时,他们立即引爆炸药。
张作霖的专车,包括车头在内,共计由20节组成。其列车编组,依次为:机关车1节,铁甲车1节,三等车3节,二等车2节,头等车7节,二等车1节,三等车2节,一等车1节,铁甲车1节,货车1节。
张作霖所乘的是第10节,在列车中部。这是过去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后经改造,外部呈蓝色,人称蓝钢车。该车设备先进,豪华舒适,车厢内有大客厅一间、卧房一间,另有沙发坐椅、麻将桌等。
当天下午4时,专车抵达山海关。张作霖来到餐车进晚餐–此时,他肯定不会料到,这将是他最后的晚餐。
吃过晚餐,黑龙江督军也上了车。他特地从奉天赶到山海关来迎接张作霖,登上火车后,他同张作霖亲切地聊了会儿天。
之后,张作霖又和几人一同玩起了麻将。
晚11时,专车抵达锦州。这时夜色已深,玩麻将的人也都散去休息。他从车窗往外看,只见铁路两旁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十步一岗,戒备森严,这种阵势让张作霖很是放心。

北京天坛是皇帝祭天的地方。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之后,也照例来到了这里祭告中华列祖列宗。正当张作霖捧金爵而祭,喃喃祝祷之时,一不小心,金爵竟然摔落在了地上。张作霖顿时面如土色,张学良也感觉心一阵狂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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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3日,夜幕下的张学良凝望着父帅乘坐的专列隆隆远去,心里沉甸甸的。临行前父亲对日本政府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以及之前得到日本有可能对父帅下手的情报,让他始终心存不安。
4日早晨起床后,不由又想起了祭天时金爵落地的事情,顿感心乱如麻。当日中午,张学良正在烦躁之时,副官匆匆进房,递上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负伤的密电。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时,张学良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正在邯郸北临洛关车站督师,我任卫队营营长。当时张学良因晋军商震部队已窜至保定西北的满城,准备进犯军团部情况紧急,未能返奉奔丧。嗣三四方面军逐步撤至京东的滦县车站,大约停留了两周。张学良始将军团长指挥权交杨宇霆负责,回沈奔丧,事先并密派黄显声先行赴沈准备。

看着电报,张学良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密电是周大文亲自拍发的。周大文是张作霖的心腹,密电处处长,同车随同张作霖回奉。电报由他亲自拍发,也就是说大帅是真的被炸了。张学良痛苦地坐在椅子上,手不断地揉着太阳穴,心乱如麻,真想立刻启程奔赴奉天。但眼前关内的局势,却不容他一走了之。这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想起父亲临行前说的话:“小六子,你的生日我不能给你过了,你自己庆祝吧!”张学良的眼泪涌出了眼眶。

一天,张学良将我叫到他的列车上,对我说:“你知道老将遇难了吗?”我说:“不知道。”(其实此事早在临洛关车站时已有耳闻,但因从未公布,故装作不知)张又说:“我打算派你护送我回沈阳。”我说:“是!”停了一会张又说:“老将遇难,伤势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恐怕敌人于途中对我有所留难,沿途要多加注意,如有询问我的行踪的,应予保守秘密,以防万一。”我随即尊嘱带领全营官兵做好准备。

张学良强制自己镇定下来,促成了和平让渡北京的办法,并决定军团部撤离北京,只留鲍毓麟旅在北京暂时维持秩序,待国民革命军进城接防后退出。张学良的专列在抵达河北滦县时停了下来。在这里,为部署奉军撤退事宜,张学良停留了大约两周的时间。诸事复杂,千头万绪,张学良为此忙得寝食难安,身心疲惫。张学良正在闹心之际,张作相来到山上,告之老帅已经于6月4日伤重去世。如闻惊天霹雳,张学良昏倒在地。醒来后,张学良把部队指挥权交给杨宇霆,匆匆离开滦州。

张学良在临行之前,已将长发剃光,并身着灰色士兵服装。一切准备妥当,他即乘专车启程。专车行经山海关时,机车上水停车,由日本宪兵三人向我士兵打听本列军车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士兵答称是崔营长。日宪兵遂来见我,询问列车去沈阳干什么,我答以回沈后另有任务;又问张学良是否在车上,我答以不在。日宪兵始离去。专车在山海关车站停约半小时后继续开行。经绥中、锦州、沟帮子等站时,各站站长皆上车打听张是否在车上,看情况像是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我皆分别否认了。

临行前,张学良换上了灰色士兵服,在脸上贴了块膏药。他料到日本人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止自己回奉,甚至还有可能对自己下手。因此,他化装成伙夫,佩戴“王德胜”的袖标,在卫队营长崔成义、谭海、刘多荃等人的保护下,登上了卫队专列。

专车从新民县车站继续开行后,张嘱咐我说:“经过老将遇难处时告诉我一声!”专车经过兴隆店车站后,我即报告马上就要经过该地。列车经过京奉、南满路交叉点张作霖遇炸处时,张探身车窗外观望,神色凄惨,一语不发,默然良久。专车一直开抵沈阳西边门车站,时为6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

张学良坐在卫队骑兵连的闷罐车厢里,身旁跟着他的私人医生马扬。马扬日语说得非常流利,张学良把他带在身边,就是为了应付日本人。那个时代的火车都是蒸汽式的,必须不间断地加水才能行驶。列车刚在山海关停稳,就有日军士兵上车盘查。

专车抵站后,张学良的随行副官谭海先下车探视,见黄显声一人已在车站等候迎接。张学良随即由黄、谭陪同,横穿铁道东行,乘早已准备好的汽车,直驶帅府。过些日时宣布张作霖因伤重不治身亡,办理丧事。

张学良乘坐的是卫队专列,带头的日军军官一上车就警觉起来,命令士兵挨个验看。张学良躺在车厢的角落里,一副似睡非睡的样子。日军士兵走到张学良身边,用刺刀捅了捅他。随行的崔成义等人马上悄悄地掏出了手枪,紧盯着日军士兵。日本人看了看张学良胳膊上的袖标,又仔细看了看张学良,张学良眼睛半睁不睁,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日本兵离开张学良,转向下一个士兵。崔成义等人这才把手枪收起。

专列在山海关车站停留了约半个小时后,日本人才将列车放行。这之后,列车经过绥中、锦州、沟帮子等车站时,都有日军上车检查。但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车上那个脸上贴着一块膏药的伙夫就是他们要找的张学良。列车从新民站继续开行后,张学良嘱咐崔:“到老将遇难处通知一下。”到三洞桥,张学良探出窗外观望,神色惨淡,一语不发,默然良久。列车停在西边门车站,下车时为6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张学良下车后暂留伊雅格家,当天深夜由伊亲自开车送张学良回帅府。

这段时间,张学良将军住在帅府东小院,身着白夏布大褂,臂缠黑纱。6月21日正式发丧开吊。将军在发丧期间没有露面,也没守灵。负责招待外宾的是陶尚铭、周培炳等,陪灵守孝的是张学铭、学曾、学思等,一般内务由五姨太即寿夫人主持。

发丧期间,帅府沉浸在悲哀当中,东辕门搭有黑白两色布扎的斗拱飞搪的牌坊,辕门两侧站有四名臂带黑纱荷枪的岗兵。帅府正门搭的牌坊和辕门大同小异,门楣多一方“中外同哀”的匾额,这里有八名岗兵站岗。灵棚设在一进院的仪门处,此处亦搭牌坊,但在牌坊后画又起两层四角牌楼,共有三块匾额,自上而下是“星沉”、“英风宛在”、“兆民允怀”,高耸的牌楼十分壮观,檐角下垂白色孝带。灵堂设在二进院正房中间过厅,厅内圆柱都用白布裹缠。横匾为“天柱峰颓”,两侧密挂挽帐挽联。灵座正中是大元帅戎装的遗像。像前五件景泰蓝供器,燃烛焚香,瓜果供品摆满高桌。桌前两侧,置两盆白花。

张学良夫人于风至的兄长于风翥一行五人,以亲属名义,曾从吉林怀德县前来赴丧,到帅府经侍卫通报后,夫人亲自迎至后院内宅,并一一发给印有张作霖半身像的像章和白花,作为出入帅府的凭证。守灵的张学铭由当差的扶着,已哭成泪人。因天气闷热,怕尸体腐烂,用布匹沾桐油缠裹数层,棺椁下边置放大块冰镇凉。前来吊唁的人往来如梭,各国驻奉领事,各省、市振来的官员,来人依次在灵前鞠躬致哀,帅府内设置乐队,整天哀乐不止,令人心碎。这场丧事前后共操办了一个多月。

丧事办完后,张学良派一名参谋,一名秘书和两名风水先生,到奉天附近选择坟茔基地,最后选中抚顺东60华里的高丽堂子村南,一向阳的山岗。经风水先生勘定说:地脉好、风水好、宜作大帅陵寝。张学良看过后说:“这地方不错,我看爹可以长眠于此了。”陵址选定了。最后决定让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相亭主持修建元帅林。1929年开始动工,至1931年夏已将近竣工,计划同年11月张学良回奉天为大元帅下葬。“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工程停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进驻大帅府,把灵枢从大帅府移到小东边门珠林寺浮厝。彭相事主建“元帅林”没竣工就经事变,总觉得张彭两家两代世交.大帅不能入土为安,一对不住大帅在天之灵,二有负张学良委托。后来,彭和张作相两人出面,与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相商,改葬在锦县驿马坊。张作霖谢世后9年,终于将其灵枢在奉天举行“慰灵祭”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车,直达石山车站。再由日本官兵有二三十人,其他工作人员若干,还有僧、道、喇嘛等陪同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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